[11]19世纪以来，国家应积极干预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在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和法国的连带主义，这些学说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

[26]2.法治立国首尚法律平等，但平等云者，宜就诉讼之性质而言，不宜就个人之身分而言。同时指定四人宪法大纲起草员：汪荣宝、孙钟、黄云鹏、张耀曾。

[7]王绍鏊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中的发言。[32]6．以中国国情而论，凡普通案件稍有涉及行政官厅时，则司法即不能完全独立。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23]辩论结束后以主张另设平政院进行表决，赞成者149人。民国之后，尽管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了以平政院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机关，但对于行政裁判模式究竟应采特别模式还是普通模式一直存在着争议，且论争贯穿于整个北京政府立宪过程之中。

其三，袁世凯时代，平政院集行政诉讼与官吏纠弹功能于一身，使其成为了一个混合机关而非单纯的行政诉讼机关，这种制度设计，导致原本就对行政诉讼制度并无深入了解的议员们对行政诉讼的性质与功能产生了误解。官吏是否确守行政法规，行政部自应监督，勿待司法之阑入以束缚其自由裁量。第一种表现形态是一种描述-经验的向度。

为了部门宪法研究之深化，部门宪法释义学研究可以充分利用当今学科分类体系，在部门界定时实现宪法释义学与其他学科的有效对接，充分吸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盖财政宪法等部门宪法学之探讨，难免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此种思路只注重研究特定领域之宪法规范，而不免有肢解宪法文本之整体，违反现代解释学之体系解释方法的嫌疑。部门的存在反映社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则反映大环境的变迁，所以部门宪法该有几个，只能在一定阶段去观察分析，随着社会的改变数目是会增减的。坦率地说，基于笔者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行使职权的方式、程序、时间等因素的认识，这种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或者实现宪法释义学的现实功能，笔者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

换言之，即使我们承认释宪文本之有限存在，在理性化、体系化的释宪方法形成并有望得到充分适用之前，中国宪法释义学的形成似依然是空中楼阁。二、部门宪法释义学的法理逻辑（一）部门宪法释义学的操作规程所谓部门宪法，乃是与传统国家宪法而言，其具体形态有如经济宪法、劳动宪法、社会宪法、教育宪法、文化宪法、宗教宪法、环境宪法、科技宪法等等。

[16]如果以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为参照，则依据宪法规范的功能与作用领域可以分为所谓经济宪法、政治宪法、社会宪法、文化宪法等四大部门。更何况，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所通过的这些决定或者决议，在行为形式上与一般的决议或决定并无不同，就实质内容而言更是混同于其一般职权行为，难以被确认为极具政治权威性的释宪行为。周刚志，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如前文所述，全国人大常委会乃是我国宪法文本所确认的权威释宪机关，虽然其工作方式与时间等因素构成了制约其行使释宪权的客观因素，但是在理论上亦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释宪权并解决相关宪法争议、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之可能。

功能则是结构内部各种成份与外部情景互相作用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30]在笔者看来，在方法论意义上，部门宪法释义学所试图构建的，其实是融体系解释、社会解释与合宪性解释为一炉的宪法解释方法体系，其在研究风格上，则是力图将历史研究法、经济分析法、社会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进行有效组合，而将概念分析与功能分析作融汇贯通。[4]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朝纵深方向发展，宪法权威逐渐得到国家领导与学界精英的推崇。[15]帕森斯还认为，整个社会趋向于分化为子系统（社会结构），它们分别按专业化分为四个主要功能（系统）。

但是从这些在法内部活动的法释义学的任务已经可以看出，法释义学是立法之前所应具备的知识，而它并非直到法律适用时，而是在法律制订时便已经对立法者产生作用。由于我国宪法文本中的序言规定了国家根本任务等基本国策条款，不少学者认为宪法规范具有纲领性特征。

也有学者提出要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宪机制为基点重新构造中国本土的宪法解释、宪法适用理论。[18]葛、苏两位先生所言，一者着眼于违宪审查之基准，一者执意于法律位阶之区别，可谓用心良苦。

相反，公法中的功能主义风格将法律视为政府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7]参见朱福惠主编：《宪法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0-414页。对此，林来梵教授提出：中国宪法学者首先必须超越以宣传宪法精神、解说（而非解释）宪法内容的那种传统理论，而去探究更为本源的、更为形而上的、真正以宪法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基础理论，才能超度出形而下世界的那种无常的苦海。财政宪法概念则在一九四九年后，实为宪法学文献中的一部分，财政宪法就广义而言，凡有关公共财政之宪法规范皆属之，诸如国家之财政权，包括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国家预算及总体经济平衡义务，租税基本体制。第二，部门宪法规范之选择。【摘要】当前中国宪法释义学的发展面临释宪文本匮乏、释宪方法缺失、释宪功能不明等多层困境。

[16]前注[15]，[美]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书，第43-47页。但是，由于各学科在研究范围上交叉融合、研究方法上取长补短乃至研究理念上相互共享，保持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仍然是具有重要的价值。

当然，对于所谓事实认知的研究任务，宪法学者无法真正做到事事亲历亲为。[26]我们知道自从全世界的大学中有各种学院的系科以来，就存在各种学科、这些学科的毕业学位以及这些学科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者联合会。

它也不是仅仅看重社会生活中的事实规范即所谓活法，故而也不完全等同于所谓之社会解释。苏永钦教授曾经指出：作为一种释义学，它的新在于从社会部门的认知，去探求宪法的规范。

尤其是，宪法学者欲以实存法律秩序为基础，而以宪法的视角对部门法规范作系统整理，则法律、法规等其他法规范之考察尤其不可缺少。裁判愈多，对于有拘束力的宪法依据合乎科学的论理之思想内容的需求就愈大。[13]苏永钦主编：《部门宪法》，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序言。于是，超越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争辩、在实在法体系内部实现正义价值的规范法学理想，正可以由此而达成。

以此言之，学者任何有关援引中国宪法文本而对基本权利条款或国家权力条款的解释学作业，在现行权力体制下似乎均难以实现其现实的稳定、进步、减轻负担等功能，最终难以逃脱渐趋无声的命运。在中国当前的宪政体制下，释宪文本之匮乏乃是中国宪法释义学之研究无法回避的理论前设。

[8]然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机构并无对外行使权力的主体资格，更何况行使极具权威地位的释宪权？周伟教授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人大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有所裨益，但从学理上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的询问答复以宪法解释的地位，则似乎有悖于职权法定的公法原理，而在实质上无助于中国宪政的发展进程。此种宪法的学理研究进路，在我国台湾地区先有葛克昌教授、陈新民教授分别展开财政宪法、军事宪法之研究而开其先声，尔后有苏永钦教授作系统论述、并组织大批教授分别撰写各部门宪法的专题研究论文，遂得呈现方兴未艾之势。

第二，重视宪法基本国策条款之研究，乃是部门宪法释义学区别于进口宪法释义学的另一大特征。就此意义而言，部门宪法释义学之研究，亦可充当宪法释义学与其他部门法释义学的桥梁或通道，使宪法条款借助于宪法解释与合宪性解释等路径，自上而下地灌注于各部门法体系之中，促使其形成严整而合理的规范体系。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3）拟定解决疑难法律个案的建议。基本国策等纲领性规范的现实功能恰恰在于，在基本权利条款与国家权力条款之解释出现歧义或者纷争时，它可以成为凸显立宪意图、调适规范冲突的重要依据。部门宪法释义学在诠释宪法规范时，乃是从社会实存秩序与部门法规范体系中解读其宪政内涵，因此，它以揭示宪法和法律实际运作的客观功能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为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协助制宪者、立法者了解、预知立宪、立法之后所必然面临的现实问题及其解释学应对方案。

从学科意义上讲，部门宪法释义学其实是介于国家宪法释义学（宏观宪法释义学）与宪法条文释义学（微观宪法释义学）之间的一种中观研究，故而为了研究深入发展的需要，亦可对部门之领域再做扩大或缩小之调整，譬如：财政宪法领域再做扩大可为经济宪法，社会宪法再做缩小可为劳动宪法，文化宪法又可再分为教育宪法、宗教宪法、传播宪法等等。但是，宪法释义学研究却并非仅仅充当释宪机关的应声虫。

窃以为，首担此重任者，非宪法解释学莫属。模式维持和紧张处理子系统，即文化系统。

[7]其实，除了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作了规定之外，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均对此未作规定，仅仅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故而至少在1978年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各种决议实难被称为宪法解释。譬如：韩大元教授与张翔博士在比较了实证主义法学的客观解释论与自由主义法学的主观解释论之后，得出结论：宪法解释应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结合，而以客观性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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